优势与不足

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广东没有多少优势可言，明代虽有陈献章、湛若水这样的心学思想家，林良这样的水墨写意花鸟画家，但与浙江的王阳明、徐渭比，对后世的影响要小一些。严格来说，陈湛之心学没有完全摆脱朱熹、陆九渊的束缚，林良在写意性上也没有逃出宋人之藩篱。不过，他们是了不起的，对中国学术思想、艺术发展起着奠基和推进作用，若没有他们的推波助澜，或许就没有王阳明、徐渭之成就和高度。

自近代康有为、梁启超开始，广东迎来了它文化史上最辉煌的一页。这个时期，广东画坛上活跃着以居巢、居廉兄弟、何翀为首的名家，其画风沉郁浓艳，开一代风气。尤是居巢、居廉一脉，继之者者有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三人，今称“岭南画派。”最有成就和特点的当属高剑父先生。后来追随者有何香凝、关山月、黎雄才、杨善深、方人定等。另外，关良特立独行，将陈洪绶、扬州八怪、任伯年遗留的、与浙江丰子恺面目一致的凡俗文学趣味放大，形成另一种与新文学相匹配的通俗绘画，即插画。

总体来讲，广东近现代学术思想、文学艺术史是由留洋人士，特别是留日人士创造的奇迹。像康有为、梁启超、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关良、何香凝、黎雄才、杨善深、方人定等都有留日经历。

康有为作为一个从万木草堂里走出个落魄书生，逆天改命，硬生生地用他托古式的新经文经学说策动了光绪，发动了“戊戌变法”，催生了现代革命的早期到来。历史上，能人尽其才、用儒学改变历史、终结一个王朝或者一个时代的，就是康南海先生。一些学者认为，若不是他反对民国，其儒学成就能比肩孔孟、赶超朱熹、王阳明。所以，人称他“康圣人。”在留日精英里，康有为的影响是最大的，但他学术成就却不在日本。

事实上，从学术的角度讲，康有为之儒学属于清初以来的实用政治哲学，夹杂西方科学、基督成分，如他的“大同三世”说。因此，将他与孔孟、朱熹放在一起比较似乎不大合理。

广东还有一位乡村出身的近代历史人物洪秀全，他的地上天国构想也是儒学及半生半熟的基督教结合体。与康有为相同的是，他们都是让清王朝直接或者间接走向灭亡的人。而他们的晚辈、纯正的留洋人士孙中山先生是直接让清王朝灭亡的人。有意思的是，这三个人都有基督教情结，如孙先生的“仁爱”二字出于基督。另外，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等思想主要来源于美国。

值得说的是，传统文化在康有为处是一个转折点，成败皆因为他的学术和政治主张。他得意时，以宋明心性、道释情怀为体的传统写意绘画与他越过宋明的崇古说教不符（如《新学伪经考》），导致了时至今日人们对“元四家”尤其“清初四王”的偏见。他失败时，原本与他没有多少关系的这段历史文化，又成了替罪羊，站在了时代的对立面。

要说他美学方面的优点，那就是符合他学术思想的古老文艺价值，比如西周、秦汉期间的金文、碑刻、篆隶。这个问题的本质，实是向民族精神、民族血脉最纯正、最强大处靠拢。事与愿违，岭南画坛除了崇洋和现代革命意识，自始至终没有继承和发扬这方面的优势，反而海上画坛、京津画坛、金陵画坛、浙江画坛在这方面上大有作为。

梁启超是康的学生，“戊戌变法”的主要参与者之一，逃亡日本后，将日本的学术研究方法引入中国，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历史研究法，说白了就是科学的、现代的历史研究观念。他文笔能抵千军万马，一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让袁世凯复辟梦一夜破碎。这篇文章也被认为中国新文学的开山范本。

绘画向来与文学相依为命。新文学的实质是西方标准、西化概念。自然而然，梁启超所主张的美学价值要比康有为更激进，更实用、更西化。

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三人借用或者折中近代日本绘画风格，创立了独具特色的岭南画法，从此，广东画坛终于多了一个引以为傲的画派，同时也多了一个紧箍咒，自此开始走向表面上的繁荣，根本上的衰败。客观上，岭南创始人在格调上、笔墨上失去了与吴昌硕等代表的其它画坛的抗衡优势，媚俗成分已初显，尤其是商业与世俗价值。

到了何香凝、关山月、黎雄才、杨善深、方人定、赵少昂、黄幻吾等第二代岭南画家处，岭南绘画在意识上转向真正的革命文艺，创作上不善传统书写、笔墨不够精炼、亮点不够突出。再往下，当代岭南传统画坛基本上丧失了创作能力，前辈们留下的家底儿只能当做一种遗产固守。似乎，除了吴静山等极少数的老先生，确实找不出人来。

吴静山出身广东，其画由浙派潘天寿及元代王蒙、清初遗民髠残等历史名家法而来，岭南影子比较少。

油画家，像陈衍宁、黄建南等是岭南走出来的名家，特别是黄建南先生，在国际拍卖市场上屡次创造天价，连续几次都蝉联胡润艺术榜前十位置。

总结

从广东走出来的画家有一个十分突出的共性，他们的时代担当意识大于绘画情趣。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关山月、黎雄才、杨善深等两代艺术家都是借现代绘画观念来体现他们的时代立场。自岭南画派从20世纪初期形成体系之后，给人最大的印象除了绘画面目上明艳浓烈，日本因素是其主要特征。在那个借鉴西式经验救国、强国的迫切时代里，具有革命身份的岭南画派先驱者将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现代价值融进了自己的绘画，极具启示意义。

由于20世纪初期中国文化在现代转型过程中带给岭南绘画在精神上的焦躁、气质上的柔媚这一弊端，正考验着新一代岭南画家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智慧。实际上，当代岭南画家所面临的此类问题，恰恰困扰着当代整个中国画坛。如果这一问题不解决，岭南画家在发扬历史文化优势的同时，也会放大其弊端。